[5]在实务上，填补基本权规定之漏洞的前提条件是确认漏洞的存在，这关涉对特定基本权规定意向的探知，因为漏洞就是基于法律的规定意向所作的不圆满性判断。

在这40年当中，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在完善自身及同级人大建设的同时，为中国法治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人大制度史中的首次质询、首次罢免、首次否决政府和法院等的工作报告均发生于地方人大，而人大常委会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除宪法监督职责外，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还应保证法律和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可见地域意义上的法制统一是宪法第99条的价值内涵。

在此意义上，外在宪法监督主要以要求审查行政法规合法性的方式来实现不同层级规范之间的法制统一。第四，省级人大常委会作为本地方人民的代表机关，可以受理辖区内特定数量选民的联名请求，在筛选和过滤的基础上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29] 叶海波：《论法规审查机制的完善》，载《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08年第3期。考虑到地方议会作为由议员组成的合议机关，其权力需受特定条件的激发才能行使，地方议会整体的提请主体资格必须经法律或议事规则细化后才具有现实性，故采用整体式的17个国家多存在实施性立法，如法国在组织法中规定海外地方自治团体议会的具体提请方式。与审查要求权的强势地位相比，附带审查请求权、违宪抗辩权和宪法诉愿权尽管具有权利属性并因此使特定机关承担适当处置及答复的义务，但却必须经过某种过滤和筛选才能导致审查程序的启动。

由此可见，省级人大常委会作为省级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不仅基于自身问题主动提出法律询问，而且基于辖区内下级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事业组织的请求而被动地提出法律询问。该《宪章》的缔约国已达47个，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佐证地方单位普遍具有诉的资格。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

建立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从领导职务任期来说，随着领导生命周期的变化，领导者的领导能力也会发生相应变化，这种变化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只能遵循它，而不能违反它。如同下属能力是变化的一样，领导者的领导能力也是变化的，人的生命周期必然带来领导能力的生命周期。它既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要求，也是对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和领导生命周期理论等自然法则和社会规律的制度性遵循。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与新一代党的领导人谈话时，十分真诚地提出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第四阶段：下属既有能力又愿意干让他们做的工作。

有的领导干部到了任期，仍以各种借口，有意延长任期。他说：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领导生命周期理论是通过对下属的成熟度而区分为不同阶段来定义的：第一阶段：下属往往对于执行某任务既无能力又不情愿。具体来说，任期制就是对党政领导干部的任职期限和任期届数进行严格界定的一种制度。

如前所述，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如何解决权力的和平更替，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有过不少深刻的教训。甚至是把领袖人物的行为描述为绝对正确，不讲或忽视领袖人物也会有缺点，也会犯错误，甚至不允许对领袖人物进行批评。其三，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正是在对领导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深刻反思的基础上，1982年党的十二大和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都明确提出了废止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八条标准：一是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1}321 在具体分析党和国家制度存在的弊端时，他强调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防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1}327 实施党政干部任期制，表面上是对党政领导干部的任职期限和任期届数作出制度性规定，但从深层次来说，它是解决国家权力的和平更替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

应该说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这些规定中都强调了同一职位任职10年后应当交流或必须交流的限制原则。邓小平这些话语，既是脏腑之言，更是最后嘱咐。在实践上，党的领导人的权力越来越集中，也没有形成一套对领袖的制约监督制度。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影响领导效能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却是领导自身，即领导者自身的智能和体能。

这里不妨从美国民主史中撷取一个片断，以说明任期制与民主的密切关系。换句话说，民主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权力归宿问题，即权力属于谁的问题。

于是，理论上的偏差与制度上的偏差结合在一起，加之一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阴谋家的推波助澜，从而使过分突出领袖作用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现象蔓延开来。这正是权力腐败的制度机理。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专制集权的传统影响很深，缺乏民主的传统。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上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

{1}327在这些弊端中，他首先关注到的是领导职务终身制，同时他也注意到领导职务终身制与干部退休解职办法有关。{3}316 在邓小平这些谈话中透露出的核心观点值得特别注意：其一，领导人个人的分量太重，对党和国家不利。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制的普遍建立，不仅为党政领导干部的和平更替提供了制度规范，而且使党和国家权力顺利实现了代际更迭，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制度保证。当然，权力作为社会政治现象，与自然界的江河水毕竟不完全一样，它要受到社会环境和人们心理等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影响。

第三阶段：下属虽然已经有能力，但不愿意干领导者希望他们做的工作。殊不知，稳定的权力特别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往往会不知不觉地会走向专制，并且是蒙着温情的面纱和披着为民的外衣，一步一步地走向专制的。

第二阶段：下属虽然缺乏能力，但愿意执行必要的工作任务。{2}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期里，我们在高度评价领袖作用的时候，没有或很少科学地说明在何种历史条件下领袖才能正确地发挥作用，也没有全面地说明领袖和党、领袖和群众的相互关系。

《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提出了如下基本原则：(一)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期为5年。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由于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而又面临外部世界的压力，鉴于革命和建设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在政治生活中比较容易形成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而不能正确定位领袖与党、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容易将党和国家的发展系于领袖个人一身，过分突出党政领导人个人的作用和贡献。

换句话说，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制由于从制度上保证了党和国家权力的和平和有序的更迭，所以，它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在领导干部制度上的具体体现，也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要求。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为适应普遍建立领导职务任期制的客观需要，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领导集体在许多重大会议上都明确提出要建立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党取得胜利后，没有能及时建立一套完善的民主制度，又没有正确解决领袖与党的关系问题，一旦形成权力高度集中和个人崇拜，加之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领袖人物就很难受到限制和监督。从政治机理来看，华盛顿所坚持的，正是民主制度的精髓，因为只有坚持任期制，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1}331-332当时，邓小平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只有建立了系统规范的领导干部任期制，才有可能废除事实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进而实现国家权力的和平更替，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反之，领导人和公共决策是根据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产生的，那就是专制或独裁。

三、任期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要求 关于民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再次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党内政治生活积极健康的重要基础。当下属成熟程度为第二阶段时，可以选择说服型领导方式。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是可以变动或解除的，对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应按规定离休或退休。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与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